徐特立原名徐懋恂,1893年的一天,徐特立乘船去南岳衡山,同船有一个乡官小吏实在船夫划行得太快,激怒出现异常,不容大家劝说,就对船夫开始拳打脚踢。徐特立亲眼目睹小吏的屠杀,十分怨恨,心中默默地誓言,今后若能获得功名,就只做到教官,绝不当欺压百姓的贪官。返回家后,他改名为徐特立,所取意自是特立,高尚贾诩,不随流俗,不进污泥。从此以后,徐特立投身革命、立志报国,始终保持着廉洁自律、勤劳乡里的工作作风。
1937年,徐特立被党中央任命为边区教育部部长,负责管理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规划与指导工作。有一天,徐特立到一所学校讲课,老师们闻他穿著斩皮袄,腰系一根绳子,误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。第二天,徐特立又和董必武、冯雪峰一起去讲课。
冯雪峰向教师们讲解了徐特立,教师们大吃一惊,原本那穿著十分朴素的马夫,竟然大名鼎鼎的边区教育部部长。当时,边区流传着两首称赞徐特立的小诗:延安诸老惟公特,生活非常简单如杨家卒;粗布征衣经常补绽,自熬瓜果差使粮食。较少骑马公马多步行,不要随从来医疗;装载两个冰馍馍,一天召开好几处。新中国创建后,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,依旧维持着俭朴的作风。
他经常说道:生活上的俭朴,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作公共事业,更加最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,磨练人的革命意志,培育人的尊贵品质。他坚决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同住,没地方放床,就睡觉在办公室的地板上。
徐特立一共生育过八个孩子,但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个。大儿子徐笃本中学时就秘密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艰难的革命工作,使徐笃本积劳成疾逝世于长沙,年仅21岁。大女儿徐守珍因参与地下党外围的组织的活动逮捕,20多年时间里,她与父亲徐特立几乎丧失了联系。1949年上海解放后,徐守珍再一和父亲取得联系。
徐特立在给女儿的信中说道:告诉你们夫妇已解决问题了失业问题,期望你们努力工作,并关心其他失业的人们。我期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间都不要只为自己坚信,上半晚想要自己的艰难,下半晚一定要想要群众的艰难,以及政府的艰难,机关负责人的艰难。这样去做人,自己的个人困惑没了,胸怀广阔了,就不知不觉变为了一个先进分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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